第2章
纸上，洇出一朵半透明的红梅，像是冬日里唯一的色彩。
当母亲夺走橘子糖时，三楼突然传来搪瓷缸摔碎的脆响，那是赵师傅又在醉酒唱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他瘸腿撞击楼梯扶手的咚咚声，像蒸汽机车残喘的余震，回荡在筒子楼里。
这个总爱披着褪色铁路制服的老头，曾神秘兮兮地让我看他左小腿——皮肤下埋着半截道钉，那是1962年保加利亚国际列车脱轨时，父亲用检修锤为他截肢留下的印记，也是他们兄弟情谊的见证。
甜蜜与隐忧夜晚，筒子楼里安静了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打破了夜的寂静。
我蜷缩在嘎吱作响的木板床上，耳边传来父母压低声音的争吵。
母亲拆毛线的声音和父亲每隔几分钟就会爆发一阵剧烈的咳嗽，震得墙上糊的旧报纸簌簌发抖，仿佛也在为这个家的命运颤抖。
煤油灯将母亲的影子投在糊墙的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恍惚间与1965年文化宫海报重叠。
那时她穿着水红绸衣在舞台旋转，铁路文工团的追光下，绸带缠住道具红星不慎坠落，那一刻的辉煌如同流星划过夜空，短暂而耀眼。
报纸堆里突然伸出父亲沾满油污的手，接住她的瞬间，安全绳在梁上绷出《东方红》的旋律，那是他们爱情的见证，也是生活的转折点。
后来那条救命的绸带，被父亲编成检修工具包系带，此刻正在五斗橱里与粮票夹纠缠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。
我悄悄掀开布帘的一角，看见母亲正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背对着我补那只露指头的羊皮手套。
紫红色毛线从破洞里钻出来，在惨白的光晕里像一道流血的伤口，也像我们这个家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命运。
缝纫机旁，那颗被夺走的玻璃纸糖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母亲用纱布小心翼翼地包裹着它，仿佛在护理一个早产的婴儿，也像是在守护着我们这个家最后的希望。
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想偷偷拿回那颗糖。
母亲突然转过身来，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疲惫与温柔：“妮妮，这糖太珍贵了，我们不能要。”
我低下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母亲轻轻叹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块皱巴巴的水果糖递给我：“这是妈妈用布票换的，虽然不如那块漂亮，但也很甜。”
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