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。
我看着这两个字，忽然笑了。
“通知公关部，不回应，不解释。通知法务部，准备启动合约里最严厉的违约追偿条款。”
助理愣住了：“姜总，我们……不先发个声明澄清一下吗？现在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。”
“澄清？”我走到她面前，指着谢禹哲那张深情款款的脸。
“跟一个骗子，没什么好澄清的。”
我揉了揉眉心，摔进沙发里。
和谢禹哲的这五年，在我眼前一帧帧闪过。
五年前他抱着一把破旧的吉他，唱着一首无人问津的民谣。
台下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，只有我从他的音乐里听出了一丝灵性，决定给他个机会。
我签下他，成立了工作室。
那时的我们一无所有，为了省钱，一起在这间三十平米的办公室里打地铺，吃着最便宜的泡面，聊着最遥远的梦想。
他说：“姜凝，等我红了，给你买一座岛。”
我笑着回答：“等你红了，先还清公司的启动资金。”
他笑骂我俗气，眼里却满是憧憬。
为了给他争取一个音乐节的开场名额，我陪投资人喝酒喝到胃出血，被助理半夜送进急诊。
他赶到医院时，眼睛通红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姜凝，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这种委屈。”
我看着他，觉得一切都值。
我以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，是彼此唯一的依靠。
用我所有的资源和心血，为他铺平了在这个圈子里平步青云的每一步路。
我教他如何面对镜头，如何应对媒体，如何将自己包装成粉丝心中最完美的偶像。
他学得很快，也很成功。
所以他越来越红，我们也搬进了市中心最豪华的写字楼，工作室也变成了公司。
但我们的关系，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他开始抱怨我的控制欲，说我安排的通告太满，让他没有时间创作，开始怀念所谓的“纯粹”。
那个叫白清清的学妹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
她成了他口中“纯粹”的代名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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