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了:“可你们之间不止是项目关系,对吧?
你总得弄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。”
我没回答,径直走进空荡的直播间。
指示灯熄着,耳机静静地挂在支架上,像被遗弃的物件。
晚上回到出租屋,我反复翻看那份投诉文件。
那些标红的文字里,有一条让我格外在意——“将个人情绪包装为公众舆论,模糊事实与感受的界限”。
我忽然想起十年前广播站的那个黄昏。
那时的我,把一封写在试卷背面的信读给全校听,以为这样就能让他知道有人在为他加油。
可他根本没听到。
那封信被误收进档案袋,像一颗没落地的种子,在我心里发了芽,却在他那边始终是空白。
或许,对他来说,我一直是个喜欢用情绪包裹事实的人。
第二天,我还是去了工地。
风已经停了,围挡后传来金属敲击声。
我隔着缝隙看到他站在施工图前,侧脸冷峻。
“我们能谈谈吗?”
我走过去,声音压得很低。
他转过头,眼神里没有惊讶,只有防备:“现在不是谈的时候。”
“那什么时候才是?”
我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平静,“你为什么投诉我?”
“因为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些,会让人误以为项目存在问题。”
他的语气很平,“这种影响,在项目关键期是不负责任的。”
我吸了一口气,问:“那你有没有想过,我说的是真话?”
他没有正面回答,只是偏开视线:“我在乎的是项目的顺利进行。”
风吹过来,带着尘土和钢材的味道,呛得我喉咙发紧。
我盯着他的眼睛说:“好,那我告诉你,如果你不说,我就当没听见。”
他皱了皱眉,却没再说话,转身回到工地里。
回台里的路上,手机响了,是闺蜜的电话。
她的声音急促:“你节目被下架了,所有回放都清空了。”
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,手心冒出细细的汗。
晚上,我收到导师的消息——“下周内部考核,你最好准备一份安全的选题方案,别再碰敏感话题。”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,心里像被堵住了一口气。
倒计时的数字此刻还在闪烁,28天10小时02分。
我忽然明白,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节目考核,而是一场必须赢下来的战役。
只是,眼前的局面,比我想象的更难。
雨后的榕城